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内外交困，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这样一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2]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遗憾的是，处于传统国家和农业文明体系下的中国在面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的英国的挑战时显得不堪一击。首先，在军事上，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英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思维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战场上，仍旧以大刀长矛和骑兵为主的清帝国的精锐部队尽管作战勇敢，但面对强大的炮火则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对外作战连连失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对清帝国造成了严重的阴影。在经济贸易领域，由于工业文明下的大机器生产，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使得西方的工业产品和加工后的农产品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生产成本都远远优越于传统农耕文明下的小门小户的小农经济所生产出的产品，因此，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大国的地位和国际贸易上的优势渐渐丧失，经济发展遭到了新兴经济模式的严峻挑战。[4]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填补了外国侵略者的肚子，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旬辣尝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奕䜣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5]
从15世纪开始，世界的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颈她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积累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了产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在新航路的开体仔盼敬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至洋务运动发生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初步完成，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就外部而言，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了殖民战争的狂潮，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为在全球范围内打造自己的日不落帝国的殖民体系，亚洲自然而然成为了英国殖民扩张的目标，英国在成功地占领印度后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了中国。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发动了对中国的殖民战争。1856年又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同归应充厚时，北方的沙俄，浆趋验西方的法国、美国等国也开始侵犯中国，中国一时间遭遇了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4]
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整体化和近代化。讲究统一的世界市场，分散、落后的国家不可避免地纳入整体中。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专制，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洋务运动试图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下，中国比较被动的卷入。当时中国没有经过长期的积累，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世界大势是分不开的。[5]
1.以“自强”为旗号，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建成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其中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是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除此以外，还有福州船政局、天津机械制造厂等一系列军用工业生产厂。
3.创办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
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求富”。[6]
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中体西用肯页”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师夷制夷”和“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7]
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艰旬嘱、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从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是《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1896年四月，他在《匡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西学”，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中西学问”对于社会，对于一个政权，对于统治者来说，本来都是“用”，沈寿康在此以“体”“用”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因此，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风行数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务派思想家，不断地举起这面旗帜，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8]
19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便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当时中国正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大起义冲击着满清王朝的颓垣残壁。可以说“内忧外患”一同并至，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中央代表人物为恭亲王奕䜣和文祥，地方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湘淮集团，此外还有崇厚、沈葆桢、刘坤一、唐廷枢、张謇等。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轮船、火车、机器、枪炮、报刊、学校等，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认为要富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必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甚至社会政治学，因此提倡兴“西学”、提倡“洋务”、办军工厂，生产新式武器、迠立新式军队，达到“自强”目的。
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师、工部尚书、大学士倭仁和宋晋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内地的官员。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11]
[10]
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与原有保守势力有冲突的慈禧登上了统治的中心，为了能够坐稳统治地位，她对洋务派采取了扶植的政策，洋务派登上清朝的政治舞台后，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了一些军队他们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北洋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尽管最后北洋海军失败了，但是它毕竟曾经是中国可以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军史上都占踞了一席之地，并且在培养北洋海军的过程中，还带动了一系列的近代事业发展。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等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也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与洋人“商战”、“争利”。于是，他们提出了求富的口号，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了。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还将业务发展到外国，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
以后，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等行业相继出现。轻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中国近代纺织业、自来水厂、发电厂、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
①洋务企业采用西方技术和设备进行生产，属于近代企业。
洋务运动主要工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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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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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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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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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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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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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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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怀宁，后迁至南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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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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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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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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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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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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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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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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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滦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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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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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初建，1893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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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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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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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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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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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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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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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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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18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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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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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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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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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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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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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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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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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新式学堂的主要类别：
（3）技术学堂，如上海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来改变清政府落后面貌是洋务派发起留学运动的最初目的。洋务时期的留学教育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次：留美幼童和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即1872—1875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四期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7—1897年先后派出四批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留学。[24]
1872年8月11日，三十名幼童自上海驶往美国旧金山，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生活。这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之事被誉为“中华创始之举，亦古来未有之事”。[24]
1877年，在沈葆桢、李鸿章等官员的积极倡导下，从船政局和船政学堂选出的33人踏上了赴欧留学的旅途。1881年，由李鸿章主张、船政局又选出10人分赴英、法、德留学。1886年北洋水师等校的10名学生又去了欧洲。
在洋务运动存续的35年里，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以及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是当时翻译西方的中心。译书经历了由单纯的西方科技著作和书籍，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著作并重，甚至后者略占上风的过程。
京师同文馆曾翻译西书36种。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第一部国际法中译本：惠顿的《万国公法》（1864年）；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马登的《星柖指掌》（1876年）；第一部经济学中译本：福赛特的《富国策》（1860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是晚清翻译西方著作数量最多，成绩最著的机构，它罗列了众多的学者译家和一些外籍传教士。
主线：1886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接展至珲春陆线；1887 年因郑州黄河决口“筹办工赈事宜”，由山东济宁设电线至开封；1888年，因广东官线业已造至南雄州，商线乃由江西九江设至赣州以达庾岭入南雄相接，使官报得以灵通；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冲要”，乃由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年又添设襄阳至 老河口电线；1895年由西安起接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使西北电线得有两线传递，庶无阻隔之虞。”
支线：1884年添设的天津至京城，山东掖县之沙河至胶州电线；1898年所设胶州至青岛电线，湖北武昌至大冶、大冶至九江之线，“又因汉口上游北岸线杆年年被水淹损，阻误要报，添设南岸一线以备不虞”；1891年徐州至台庄线和1892年安庆至芦州线；1898年“以备黄河之害”而设的济南至济宁线，“以备运河之害”而设的徐州至宿迁线等等。
作用：电报主要是为了商业经济发展上的需要。另外，在西北、东北、西南以及朝鲜所设约占总量30%的官线，也同商局电线一样，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5]
[26]
自从1825年英国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铁路之后，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于是欧美各国接踵而起纷纷效法，在短短十余年间铁路建设即有长足进展。处于封建末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一惊人的新生事物之后，也深深为之吸引。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考略》等书都对铁路作了初步介绍。而洪仁玕则于1859年在其所著《资政新篇》中，最早提出了要在神州大地之上修建铁路的具体建议。他说：中国各省应当皆有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无病焉”。[27]
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苏州至上海的铁路，被拒。次年（1863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议兴修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亦被拒。同治四年（1865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样品引起国人关注，但不几天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光绪六年（1880年），怡和洋行修建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引起官员一致反对，终于借口压死一个士兵，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投入海中。
19世纪，世界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国际或国内斗争的失败，都可能被视为落后，洋务运动也因甲午战争之败被归为此列，但它不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连续“失败”中的一次。尽管“自强”进程颇多可指摘之处，但传统中国的架构已被突破——洋务运动以引进技术为富国强兵手段；百日维新则以为立宪才能救国；“五四运动”时国人已认识到改革还需从思想着手。
甲午中日战争
洋务运动是一场由失败的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28]
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这样评价这一阶段的“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出现了暂时的“中外修好”的和局，清政府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开明人士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而采取了一系列“自强”“求富”的措施，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维护封建统治，但这一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
1.洋务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2.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
3.洋务运动打开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
4.洋务运动促使了国防的近代化。
(本条目来源[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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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虽然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由于他们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根本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反对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变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国的藩篱中自认为有所新创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终也没能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自强”、“中兴”。相反，在列强侵略势力的进攻下，这些封建思想的卫道者们所举行的“壮举”迅速归于失败。[30]
[28]
[31]
洋务运动的最终结果虽然是失败，但是其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32]
（1）对近代军事的影响：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一大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相继问世。1885年设立的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使中国军队以近代新式武器装备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开始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32]
（2）对近代经济的影响：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原料、交通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在“自强”口号兴办军事工业之后，洋务派又在“求富”口号之后开始兴办民用企业，着重点在于采矿、冶炼、航运、铁路等一系列配合军事工业的项目。在洋务派的倡导下，许多达官显贵以兴办洋务为荣，深深的动摇了从商鞅变法开始的，中国几千年文明中“重农轻商”的概念，促使中国近代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对中国近代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32]
（3）对近代政治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创办者自身的封建性和腐朽性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其他的有志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32]
（4）对近代文化的影响：洋务运动是近代教育的开端。要开始洋务运动，兴办洋务就必须要有精通洋务的人才，但是中国传统的科举制教育却远远无法满足洋务运动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就成了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一项重要的举措。开办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共创办24所新式学堂，主要为翻译、工程、兵器、通讯、医务等培养新型人才，虽然学堂规模不大，但是依旧打破了古老的科举制度，培养了一批不同于传统的近代科技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社会文化风气，为后面科举制的废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派遣留学生，为了更系统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向西方派遣200多位留学生，为洋务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式人才，一方面也对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准备了最初始的文化条件。[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