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名
- 姓名权
- 外文名
- right of name
- 主 体
- 自然人
- 客 体
- 对自己人格的文字标识的专有权
- 基本义务
- 不得非法干涉、使用他人的姓名
- 内容归属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四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 [1]
第一千零一十五条 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
（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
（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三）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少数民族自然人的姓氏可以遵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第一千零一十六条 自然人决定、变更姓名，或者法人、非法人组织决定、变更、转让名称的，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事主体变更姓名、名称的，变更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一千零一十七条 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1]
改名权就是指自然人按照法律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也称为姓名变更权。其含义为，自然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不受其他限制。 这种变更姓名的行为，虽然仅依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生效，但是不经过公示，不得对抗第三人。登记姓名的变更，也必须经过登记，非法变更登记程序不生效力。
姓名使用权，指自然人依法使用自己姓名的专有使用权。使用自己的姓名是自然人姓名权的重要内容，自然人在民事活动中，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可以使用本名，也可以使用自己的笔名、艺名或化名等。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得强迫自然人使用或不使用某一姓名。
姓名使用权是一种专有的使用权，他人不得故意使用别人的姓名。在现实中有重名的现象，并不是侵权行为。重名也叫姓名的平行，即数人合法取得同一姓名。在这样的情形下，各人都有权使用自己的姓名，也都是正当行使权利，但是故意混同的除外。
姓名使用包括积极行使：在自己的物品、作品上标示自己的姓名，作为权利主体的标志；在特定场合使用姓名，以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消极行使：在作品上不署名；为特定行为后，拒绝透漏自己的姓名。其限制在于：在特定条件下，自然人不许使用非正式姓名，如户口登记、身份证、护照上必须使用正式姓名。
姓名也可以转让他人使用。通常情况下，名人的姓名往往蕴涵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因为名人奋斗的历史通常能给人以巨大的激励，人们爱屋及乌的心理使姓名成了名人的象征，因而姓名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商业价值。例如，李宁牌运动服;乔丹牌运动鞋。这种姓名使用权的转让方式可以通过以姓名入股的方式实现，也可以通过支付事业报酬等方式实现。这其实体现了姓名权的财产利益。姓名权所体现的利益，从以上内容来分析，为精神利益。在现代社会中，姓名权的精神利益也可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如利用著名作家的笔名发表作品，可以赚取稿费，利用著名演艺员的艺名以提高票房价值。但是，在具体人格权中，自然人姓名权的经济利益不仅与法人、商号的名称权相差悬殊，而且与自然人的其他人格权如肖像权等，也有很大的差距。姓名权的精神利益是其基本、最主要的利益。
相关书籍自我命名权，任何人无权干涉。自然人的姓，原则上不能选择。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有子女随父姓的习惯，但我国现行《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如果自然人依法重新选择姓氏，法律也不应干涉。即使女子结婚后是在自己的姓名之外再加上丈夫的姓，也是依据当事人自己的意志决定。
姓名一般都是自然人出生时由其父母确定，但这不是对自我命名权的否定，实际上是父母亲权的表现，是父母实施亲权的代理行为。自然人成年后，也可以通过姓名变更手续，变更自己的姓名。自我命名权的另一个表现是自然人选择自己别名的权利，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来确定登记姓名以外的笔名、艺名以及其他相应的名字，任何人都不得加以干涉。
主要表现：
1、干涉他人决定、使用、改变姓名。
2、盗用他人姓名。盗用他人姓名指的是未经他人同意或授权，擅自以他人的名义实施某种活动，以抬高自己身价或谋求不正当的利益。
3、冒用他人姓名。指的是使用他人的姓名，冒充他人进行活动，以达到某种目的。
盗用和冒用姓名的区别：盗用主要指盗取某人姓名，自己不一定就是姓名者本人。如A盗用B的姓名，向C说自己是B的好友，骗取C的信任从而获得某种利益。冒用则是冒用某人姓名，自己扮演的就是姓名者本人。如A说自己就是B，进行欺骗从而获得某种利益。
侵权责任：
调整上述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有：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四、《户口登记条例》
德国学者魏尔德（Wiarda）认为，姓名权如所有权一样可以对抗第三人，并附有任意行使的权能，所以具有所有权的性质。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司法部门在判例中将姓名视为公民的所有权，认为冒用他人姓名是侵害了他人的所有权。
1870年，法国学者莫勒特在一本关于版权和工业版权的著作中论及人格权。1877年，德国学者加雷斯提出人格权的概念，但他把名誉、姓名、个人按其意愿安排生活的权利等划归知识产权。德国学者斯陶伯认为，姓名权无有形的标的，仅在某种情况下可发生经济上的价值，并可以对此进行处分，故为无形财产权。1907年柯尔勒在其著作中认为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属于著作权的内容。
英美国家最早对隐私权的司法承认出现在这样的案例中：在原告没有同意的前提下，被告在广告中使用了原告的姓名和照片。早期英美法学者认为这种对姓名、肖像等形象进行保护的隐私权（right of privacy）是无形财产权中一个非常规的例子，它通常是作为侵权法的一个分支来讨论，但从实际情况看，它却应是财产法的一个分支。
姓名权本质是人格权已有定论。姓名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姓名权的本质。第一，由于姓名具有表明等级关系的功能，姓名可以成为身份权的客体。第二，在从身份到契约演变的同时，姓名权也经历着从身份到人格的演变。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姓名不再仅仅体现人格利益，经济领域的姓名体现了财产权的本质，伦理领域的姓名体现了人格权的本质。姓名权本质的二元时代已经到来。
《大清民律草案》总则、债权和物权起草者之一松冈义正认为生命、身体、名誉等都是维持人格所必需的法律上拟制的货物，人格权是支配这些法律货物的权利，即人格权为“支配不得与人格分离之法律货物之权利也。不得与人格分离之法律货物，即为维持人格所必要之事项。若其缺之，人格即消灭，不能视为人之存在。如生命、身体、名誉、自由、氏名及商号等是也”。松冈义正将人格权客体视为“法律拟制的货物”的思维极易模糊姓名权的本质。两相对照，可以推测该思想影响了民国民法典立法原则第8条的制定。
1928年，中华民国立法机关拟定的第8条立法原则之说明认为：“姓名是否系私人财产，或是否可如其他财产之受法律保护，系一疑问。但近代各国，多认为应受法律保护。”该立法原则说明表明了当时立法者对于“姓名权”本质的认识并没有达成一致。其肯定的只是姓名应受法律保护，并没有回答姓名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此说明是空穴来风。
传统人格权法
其认为人格权为专属固有排他的权利，人格权的客体具有与主体不可分离性，不能够转让给他人。代表性观点为德国高等法院在“NENA案件”中的见解。案情如下：根据歌星NENA与原告（中介团体）订立的契约，原告就NENA的肖像与姓名，享有使用于各种商品上的全球专属权利，NENA并将此以商业使用所需要的肖像权与姓名权让与给原告，契约有效期为七年。原告取得授权后，即由原告统筹负责与有意将NENA照片适用于产品的制造商签订授权契约，收取权利金。嗣后原告发现被告未经其同意，也未经NENA本人同意，擅自散发印有NENA照片商品，原告遂对被告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偿付相当于权利金的金额。被告抗辩主张原告取得专属使用权的行为应属无效，因肖像权属于人格权，不得让与。经审理，地方法院判原告胜诉，被告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接受被告见解，认为肖像权属于人格权，不得让与，且原告与NENA订立的契约具有债权效力，原告并未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权利，被告就其擅自使用行为对NENA本人负有赔偿义务，遂改判原告败诉。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肯定肖像权属于人格权一部分，认为被拍摄人就其照片有自由处分权利，其亦得同意他人使用其照片，该同意可以明示或默示方式为之，也可以有限制地或无限制地授权散布的权利，至于同意的效力如何，则应依个案之具体情况解释认定，本案肖像权是否得让与，由于原告并非主张其不作为请求权，而只是请求相当于权利金的给付，其请求应基于不当得利准许，且根据原告与NENA概括授权契约，原告也取得对第三人收取权利金的权利，因而推翻高等法院的见解，改原告胜诉。
商事人格权
针对姓名、肖像等个人形象的商业化利用日益增多的现象，和传统权利理论的弊端，商事人格权说认为商事人格权是指公民、法人为了维护其人格中包含经济利益内涵在内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特定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而享有的一种民（商）事权利。该学说的优点在于其突破了传统的权利分类理论的束缚，承认了姓名的经济内涵。这是解决姓名、肖像等的商业化利用的一个思考方向，并且该理论也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承认和呼应。然而，该学说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商事人格权说给法律推理带来巨大的困难。商事人格权说的最大弊端在于将一个概念——人格权——赋予了经济利益和人格利益双重内涵，造成了形式与内容的不一致，犯了逻辑学上的禁忌。其结果无疑会给法律推理带来巨大的困难。
第二，混淆了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界限，消解了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类型意义和示范功能，并进一步降低了自罗马法以来逐步建立的权利体系化思考功能。该观点将姓名的经济利益界定为人格权的内涵，这样就在突破传统人格权和财产权界限的同时也混淆了人格权和财产权之间的界限。这是在承认人格权的财产化倾向，但财产化的是人格要素，而不是人格权。人格权财产化是一种错误和危险的提法。可以说人格权财产化强烈地消解了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类型意义、示范功能和认知价值，进一步说甚至降低了自罗马法以来逐步建立的权利体系化思考功能，破坏了民法典或者民法理论的形式理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姓名、肖像等形象标识的拥有者开始将这些人格标识积极地商业化利用。甚至在西方，姓名、肖像等形象的商品化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市场经济使得姓名、肖像、声音等个人形象可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与此同时，关于姓名、肖像等个人形象商业化利用的纠纷也此起彼伏，鲁迅姓名权肖像权案、姚明姓名权肖像权案、马丁·路德·金肖像案、“猫王”姓名案、“海兰”案件、“萨尼奇”案件等。人格权法中人格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的规定具有强行法的性质。该规定阻碍了姓名商业化利用的财产化保护规则的建立。
1.“姓名权”财产权本质的理论基础
制度是人类欲望的产物，当频频发生姓名、肖像等个人形象商业化利用纠纷时，法律就不应缺席。关于姓名权财产权本质的理论基础，还是空白。即使是财产权，其理论基础也是因人而异的。如庞德就主张应当确认至少有六组主要的理论解释。这其中，先占理论、劳动理论、功利主义理论、人格理论、社会规划理论是这些解释中比较有影响的。本文将结合先占理论、功利主义理论和人格理论论证姓名权的财产权本质的正当性。
（1）先占理论
自然法学派的财产理论来源于古老的罗马法概念，即基于先占或加工而对财产的“自然取得”。根据先占理论，所有权最终取决于对一件一直不存在所有人的物的控制。即以其所有的意思而占有可以作为财产的无主物，从而取得对该物所有权的行为。
（2）功利主义理论
休谟认为，人类社会是靠“一种普遍利益的一般意识”才得以发展的，正是这种一般意识引导人们承认了法律规则的必要性。人类的贪得无厌加上自然资源的缺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财产的不平均分配。但社会的和平和安全需要得到保护，因此法律制度便得以产生和发展，以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和平地享受他所获得的一切，不论是由于幸运所获，还是靠自己的勤劳而得。最后，他得出“财产分配方面和占有的稳定性方面的习俗，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最必要的东西。后来，亚当·斯密发展了休谟的理论，他主张不论财产是以何种方式取得的，只要这种取得对社会有益，就应当进行保护。
（3）人格理论
第一，人格权具有伦理意义。
康德等人的思想注重人的伦理价值。康德认为，法律应当以人类的自主理性为基础，而人类则应当是为目的本身，而不能视为某种以道德秩序为准则加以判断的存在。康德“非常崇尚人格的内在尊严”，刘得宽认为“从法律园地以外之范畴提倡人格权一元论之Kant的功绩亦不可忽视”。费希特早期思想“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独立和自然权利”；黑格尔则“告诫人们要过一种理性支配的生活，并且指出理性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黑格尔还认为，权利的必要内涵是，是一个人且尊重他是一个人。客观地讲，他们的理论促进了人格权的产生。
第二，人格权也具有财产意义。
康德和黑格尔还强调了人格权的财产化。康德将权利分为物权、人格权和物权性质的人格权（指的是家庭关系）。他认为对人权就是人身权，它是根据契约（康德所说的契约不是社会契约，而是民法上的契约。他认为，通过两个人联合意志的行为，把属于一个人的东西转移给另一个人，这就构成契约。获得的权利。
2.财产性姓名权和人格性姓名权的区别
第一，财产性姓名权的“姓名”具有外在性，是一种消费符号，能够与主体分离，因此也可以让与或者继承。人格性姓名权的“姓名”具有内在性，是一种伦理符号，不能与主体分离，也不能让与或者继承。
第二，所存在的生活领域和目的不同。财产性姓名权存在于经济领域，姓名体现的是财产价值，其目的不是为了人格的自由发展，而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人格性姓名权存在于伦理领域。姓名体现的是伦理价值，其目的是为了人格的自由发展，而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第四，救济途径的不同。首先，损害的性质不同。财产性姓名权受到侵害权利人遭受的是财产损害，是期待财富的丧失。人格性姓名权受到侵害权利人遭受的精神损害，是自由与尊严等的丧失。其次，违法行为表现不同。前者通常表现为擅自将他人姓名使用于商业领域。后者通常表现为不当使用他人姓名、干涉他人使用姓名。最后，救济的途径也不同。前者适用侵权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和绝对权请求权。后者适用侵权请求权和绝对权请求权。
3.财产性姓名权的运作机理
财产性姓名权与人格性姓名权的客体貌似相同，实则却异。在客体意义上，当某一自然人的人格性姓名（第一含义）被应用到财产领域之后，其所具有的伦理性就会因之而消失。由于一般人都能够区别出姓名——一种符号——的伦理意义和财产意义。
4.姓名权二元本质论的优点
第一，在学术传统内和谐地构建了新型的权利，维护了民事权利体系的圆满性。
姓名权二元论说既保证了人格权的不可让与或者继承等基本特点，“姓名权”变成了伦理性姓名权，不再具有经济利益内涵，是一种人身非财产权。同时也肯定了财产性姓名权是一种人身财产权，可让与或者继承，使得人格权与财产权的界限得到遵守。
第二，辩证地处理了人格和财产的关系。
由于姓名在商业化利用过程中具有了第二含义，从而使单纯作为人格要素的姓名具有了外在性，即使依据一般人的标准也可以认识到此姓名非彼姓名。进而姓名能够突破伦理意义的束缚，具备了成为财产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姓名”已经发生了一个从“人格”到“财产”的转变。尽管，从财产到人格的转变标志着人类法律制度的进步，但财产性姓名权的确立标志着从人格到财产的回归运动的开始，姓名权已经从人格权一枝独秀的时代转变到人格权和财产权二元并重的时代。现代社会中姓名权的本质已经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
